王茂荫(1798年-1865年)　清朝货币理论家、财政学家。安徽歙县人。道光进士。曾任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著有《王侍郎奏议》11卷。咸丰元年(1851年)为给清政府筹措军费，上《条议钞法折》，建议发行纸币，提出“极钞之数，以一千万两为限”。其目的在于用控制数量来防止通货膨胀，以便“无累于民”而“有益于国”。咸丰三年(1853年)，针对肃顺等请添铸“当百、当五百、当千”大钱的建议，上《论行大钱折》，严加批驳，指出：“官能定钱之值，而不能限物之值。钱当千，民不敢以为百；物值百，民不能以为千。”这一论点触及到货币名目论混淆价格标准和价值尺度错误的要害，是对通货膨胀政策的有力驳斥。翌年，他又对发行不兑现纸币上《再议钞法折》，力主将不兑现纸币变为兑换纸币，触怒了咸丰皇帝，被调离户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注83中曾提及此事。他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唯一提到的中国人。

近代经济思想史上，王茂荫所以引人注目，原因有二：一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第三章论述货币和商品流通时，有一附注（83）：“清朝户部右侍郎王茂荫向天子上了一个奏折，主张暗将官票宝钞改为可兑现的钞票。在1854年4月的大臣审议报告中，他受到严厉申斥。他是否因此受到答刑，不得而知。审议报告最后说：‘臣等详阅所奏……所论专利商而不便于国’”。（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146－147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一版）马克思附注中提到王茂荫可以看出二层意思，其一，在发行纸币和纸币的兑现上，认为王茂荫的主张是很有见地的，与自己的观点是一致的；其二，对王茂荫因提出改革货币的正确主张而受到清政府的申饬表示了同情。由于王茂荫是马克思《资本论》中提到的唯一的中国人，故而引起众人的注目，成为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史一个饶有趣味的问题。二是，更主要的在于王茂荫的经济思想主张形成于特殊时期并且独树一帜。王茂荫任职的时期正是清朝政府由于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和太平天国起义后所形成的严重的财政和货币危机时期。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由于战争费用开支和赔款，使清政府财政支出剧增，战后的银贵钱贱日趋严重，赋税负担增加，使社会经济更趋衰落，反过来造成税收不足，财政基础更加萎缩。太平天国的起义，因清政府军事开支迅速增加，而财政收人因统治地区缩小而减少等因素，更加重了财政危机和货币危机，为此，在一些错误的主张和舆论下，清政府采取了各种必然引起通货膨胀的措施，其结果是不仅给广大百姓造成深重灾难，使社会经济更加凋敝混乱，而且财政状况和危机更加严重。在这种背景下，一系列“救弊”的思想主张被相继提出。而王茂荫身为户部主管财政货币的大员，他在财政和货币的思想主张，比以前和同时期的一些思想家，分析得更为深刻，观点更为中肯和鲜明，亦更具有实用性，而所以没有得以采纳和实施，缘于这些思想主张的“生不逢时”。

因为王茂荫任要职时是清政府所处的上述特殊时期，所以他的思想主张涉及面广泛，内容丰容。如：在社会政治方面，在严厉镇压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的同时，为了争夺民心，王茂荫主张封建帝王注意“修省”，减轻一些民间的疾苦。认为“民心一去，天下将谁与守”（见《王侍郎奏议》，以下引文均同）？建议咸丰皇帝“严降谕旨饬带兵诸将，务必使兵与民秋毫无犯”。对于“厘捐”局设过多，他认为“局愈多而民愈困”、“商力因此而废，民食由此而匮”，主张将多设的局裁撤、禁止。

王茂荫重视人才问题，反对不正确的用人取人标准。如以字体工拙取士，认为由于取士专重小楷，以致于“合天下之聪明材力尽日而握管濡毫”，根本不能“济实用”。主张改革科举考试的内容，“勿论字体工拙，笔画偶疏，专取学识过人之卷”等等。

而王茂荫的思想主张最主要的还是他的经济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货币改革方案和货币理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