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村、堂樾、槐塘、稠墅沿线四村是中国牌坊建筑最集中、最有代表性的地方。郑村有一座石坊，叫“贞白里坊”。始建于元代，重建于1500年，坊上雕有“凤穿牡丹”和“双狮戏球”图案。郑村旁还有忠列祠坊、司农卿坊、直秘阁坊。此三坊并肩直立，皆为明代正德年间所制。从郑村向西北行1500米即到堂樾牌坊群。这里保存有七座石坊，三座祠堂。从南宋开始，堂樾即是鲍氏一族聚居之处，几百年来鲍氏一族出了不少名人。如鲍象贸是明代末年两广总督、兵部侍郎；鲍淑芳是清代嘉庆年间的大盐商，后为盐运使，家资巨富。他曾率众捐银300万两修筑黄河堤，所做善事不计其数，所以朝迁为他建了“乐善好施坊”。堂樾的其他石坊都是孝道坊，每一座石坊都有一个传奇故事。石坊一旁还有祠堂，其中有一座女祠为全国罕见。从堂樾向北1000米是槐塘的“丞相状元坊“、”龙兴独对坊“，皆是建筑独特、雕刻优美，不可不看。

鲍灿孝行坊

建于明嘉靖（1552—1567）初年。牌坊挑檐下的“龙凤板”上镶着“圣旨”二字，横梁正反各有一对浮雕雄狮，显得颇为英武。额题“旌表孝行赠兵部右侍郎鲍灿”。据《歙县志》记载：鲍灿读书通达，不求仕进。其母两脚病疽，延医多年无效。鲍灿事母，持续吮吸老母双脚血脓，终至痊愈。他的孝行感动了乡里，经请旨建造此坊。又因为他教育子孙有方、被皇帝“荣封三代”，并特地为其祖父立坊。由于鲍灿的曾孙鲍象贤是工部尚书，所以皇帝赠鲍灿“兵部左侍郎衔”。

据说棠樾的孝子特别多，甚至可以说鲍氏家族是靠“孝”繁衍壮大起来的。这与历代帝王都把“孝道”当作修身齐家治国的根本思想分不开。

慈孝里坊

为旌表宋末处士鲍余岩、鲍寿逊父子而建，是皇帝新批“御制”的。据史书记载，元代歙县守将李达率部叛乱，烧杀掳掠。棠樾鲍氏父子被乱军所获，并要二人杀一，让他们决定谁死谁生，孰料父子争死，以求他生，感天动地，连乱军也不忍下刀。后来朝廷为了旌表他们，赐建此坊。牌坊上还铭刻了明永乐皇帝的《慈孝诗》日：“父遭盗缚迫凶危，生死存亡在一时。……鲍家父母全仁孝，留取声名照古今。”乾隆皇帝下江南时听到这个事后，欣然写下了“慈孝天下无双里，锦绣江南第一乡”的对联，并拨银将“慈孝里”牌坊重新修缮，又刻御题对联于其上。一座牌坊被几朝皇帝加封，这在我国历史上也不多见。

鲍文龄妻江氏节孝坊

建成于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额刻“矢贞全孝”、“立节完孤”。据县志记载，江氏为棠樾人，26岁守寡后，“立节完孤”，把儿子集成培养成歙县的名医。寡妇守节，培养后嗣，被宗法社会认为是最大的孝行，因为宗族是依靠血统来维系的。所以在江氏80岁高龄时，族人为她请旌，建起了这座宛如其化身的牌坊。

所谓“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在徽州这个程朱理学的故乡，女性受封建的节烈观念残害尤深，出现过一大批像《儒林外史》中的王三姑娘那样、“自愿”殉夫的节妇烈女。

乐善好施坊

建于清嘉庆二十五年（1821年）。据传，棠樾鲍氏家族当时已有“忠”、“孝”、“节”牌坊，独缺“义”字坊。其村鲍氏世家至鲍濑芳时，官至两淮盐运使司，掌握江南盐业命脉。他想求皇帝恩准赐建“义”字坊以光宗耀祖，便捐粮十万担、捐银三万两，修筑河堤八百里、发放三省军饷。此举获得朝廷恩准。于是，在棠樾村头便又多了一座“好善乐施”的义字牌坊。

鲍文渊继妻吴氏节孝坊

建于清乾隆三十二年（1768年）。因旌表鲍文渊继妻吴氏“节劲三冬”、“脉存一线”而建。据县志记载：吴氏，嘉定人，22岁嫁入棠樾，时小姑生病，她昼夜护理。29岁时丈夫去世，她立节守志，对前室的孤子元标视如亲生，尽心抚养，直至其成家立业。鲍元标也不负母恩，终于成为清季著名的书法家。年老之后，吴氏又倾其家产，为亡夫修了九世以下的祖墓，安葬好丈夫和族属中没有钱安葬的人。“厚葬”也是对祖宗的孝顺，当然也值得颂扬。吴氏还尽心侍奉患病的婆婆到寿终。她在60岁时辞世。

吴氏的举动感动了地的官员，遂打破继妻不准立坊的常规，破例为她建造了一座规模与其他相等的牌坊。尽管得此厚爱，但在牌坊额上“节劲三立”的“节”字上，还是留下了伏笔——把节字的草头与下面的“卩”错位雕刻其上，以示继室与原配在地位上是永远不能平等的。

鲍逢昌孝子坊

建于清嘉庆二年（1797年），为旌表孝子鲍逢昌而建。据记载，逢昌的父亲在明末离乱时外出多年，杳无音信。清顺治三年（1646年），才14岁的逢昌便沿路乞讨，千里寻父，最后终于在甘肃的雁门古寺找到了生病的父亲。他为父亲的背疽吮脓疗疮，并扶持父亲回到家中。一进家门又见母新病危在床，需要浙江富春山的真乳香医治。母亲服用后果然痊愈，族人便说这是他“天鉴精诚”、“孝愈其亲”。

鲍象贤尚书坊

明天启二年（1622年）建，旌表他镇守云南、山东有功。据县志记载：鲍象贤嘉靖八年（1529年）进士，初授御史，后任兵部右侍郎。他曾经远赴云南边防，使边境得以安定，当地百姓还为他建了生祠以示感恩。由于秉性亢直，卑视权贵，鲍象贤多次遭到奸臣的中伤，政治生涯几起几落。但他一直抱持“官不择位”的思想，廉智自持，不计个人毁誉得失，一如既往地效忠社稷，在死后才被追赠加封为工部尚书。